TZ's house

請先救救中國人！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2006/4/11

        即將召開的「國共經貿論壇」將以「救經濟」為主軸。想當然爾，講來講去應該也是有關三通、直航，要不然就是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這些措施對「拯救」台灣經濟有沒有幫助可能還有些爭議，不過對拯救中國經濟沒什麼幫助，卻殆無疑義。

        中國經濟需要拯救嗎？從表面漂亮的各種數字來看，應該是不用的。但實際的情況是，中國地區性貧富不均的問題、三農的貧窮問題、官僚腐敗侵蝕經濟的問題，都造成了帳面數字和人民實際生活的疏離。中國政府相當清楚這樣的狀況，因此在「十一五」計畫裡特別強調要加強農村建設；不過這個話題不夠麻辣，所以就算全球媒體都聚焦於此，台灣媒體還是比較喜歡拍李肇星的廢話。

        前幾年起，中國就一再傳出農民暴動的消息，有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是中國農民的不滿面臨爆發邊緣的現象，並且預言抗爭的規模會越來越大，甚至導致中國崩潰。不過最近局勢的發展，卻使得情況有些改變，即是支持體制內改革的「維權運動」出現。

        「維權」意指依照法律對人民的保障，維護人民的權利。比如最近廣東番禺的太石村，就發生了人民對官辦選舉過程不滿，依照法律要求重選的例子。部份學者認為，農運走回體制內是好事，也將期待放在中國政府的身上，希望中國政府把握機會、加速解決貧窮問題的速度，並善待維權運動者。不過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並沒有因為維權運動在體制內活動，就開大門給方便。太石村維權運動者一直遭到不名人士的恐嚇與暴力對待，也有遭政府鋃鐺入獄者。

        這使人想起所有的革命，都是從失敗的改革開始的。無論是路易十六或者戈巴契夫，都曾經想要為自己國家的問題做個手術，而也總是會有一群人出來配合改革。可是改革的本質就是時進時退、自相矛盾，當社會對改革支票頻頻跳票的不滿終於爆發，必定如洪水那樣無法抵擋。曾經經歷一九八九年「蘇東波」狂潮的中國，對這種情形想必很瞭解，這也是中國始終拒絕對維權運動退讓的原因。

        話說回來，中國之所以會有維權運動，最大的原因就在社會的不公義與面臨爆發危機的貧窮問題始終無法解決。相對於中國，台灣人雖然對經濟唉唉叫，但日子其實已經過的不差。國民黨如果想要「救經濟」，基於比例原則，應該首先拯救中國鄉村貧窮線下的農民，行有餘力才來幫助已經很有錢，只是荷包有點縮水的台灣人。不過國民黨從孫中山過世之後，一直是資本家政黨，所以如果完全忘記要關心「祖國」貧窮線下的民眾，大概也不是太新鮮的話題。

更進步的台灣：對這台有點生鏽的國家機器的期許

李拓梓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2006/4/11

        這幾年對台灣政治失望的人很多，行政部門什麼都做不了，立法部門什麼也不想做。比如一個軍購案，行政部門早已奇招出盡，法案卻被立法員程序委員會擋了五十次；又比如監察院到現在還沒有委員，民眾也已經感覺沒這個院也無所謂。這幾年下來整個國家機器感覺一事無成，弄得大家對台灣得未來好像都沒什麼信心。

        不過這樣說對政府也不太公平，這幾年下來，台灣的金融呆帳靠著寬鬆的貨幣政策已經打消了很大一部份；房地產也因為利息的調整而有明顯的提昇。經濟可能沒有前幾年成長的那麼勇猛，不過前幾年泡沫後頭的地雷，這些年來也清除了不少。又比如社會正義的部份，幾年來有退休制度改革、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和性騷擾防治法等法律通過，雖然在落實上還需要更加強，但至少要對簿公堂時，這些法律都提供了社會正義的法源基礎。而「政治獻金法」的通過，也使過去無法可管的獻金問題得以有法可辦。這些東西可能看不到，但卻意味著就算政治沒什麼發展，整個社會還是不斷在前進。

        有遠見的政府，應該是要先把目標設定好，把能力內所及的計畫先準備好，然後等著社會前進的腳步慢慢跟上來。不過放眼望去，全球的政府通常都因為忙著在瑣碎的爛攤子裡面掙扎，而無法做到這個要求。所以人民對政府的要求，就至少會是，當社會跑在面的時候，政府要趕快跟上來因應。能做到這樣，大家就會覺得這是一個還可以的政府了。

        自從台灣加入WTO之後，經濟越來越朝自由化的面向前進，這必然造成的衝擊是，越來越多要求社會正義的喊聲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無論是營利或非營利）會出現，而這些團體與主張之間，則會有很大的衝突。舉例來說，現在雖然已經開放民間製造菸酒，但限制還是有的、保護色彩還是在的，公賣局還是重要的。因此反煙團體比如董氏基金會最大的對手，其實是公賣局。可是等到全面開放進口與製造，或者公賣局民營化，那反煙團體的挑戰對象，就會變成國內與國際煙商，而煙商很可能是行政或立法部門很大的合法獻金來源。

        為了提供煙商和反煙團體一個平等的競爭平台，台灣很可能需要一部「遊說法」，藉以詳細的規定遊說的規則，建立遊說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又比如最近爭議很大的毛巾業者想控告中國傾銷，則是產業外移造成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如果要依照毛巾業者的請求，對中國課以反傾銷稅，則可能招致中國對台灣其他產業比如鋼鐵出口、機械出口貿易報復，其他業者對這樣的損失一定會心有不甘。這時遊說法就可以提供各利益團體競爭的平台，議題才能被討論，共識才有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要對上面這些問題找到一個像樣的答案，或者及早發現與因應，就需要建立一個真正有用的智庫。目前台灣的智庫要不然就是花瓶、要不然就是「活動型智庫」，研究成果的來源並非智庫本身，而仍然是學術界，智庫只是一個辦活動或委託研究的媒介。這樣的研究，和學術研究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也難怪經常被政治實務界抱怨不切實際。事實上，智庫應該從事實用性的政策研究，而非精緻嚴謹的學術研究。

        由於經費的不足，台灣並沒有把這兩種研究分得很清楚。要設立智庫就必須取得經費，要取得經費就必須修改法律。如果調整稅法，比如針對遺產稅轉建立智庫基金有更多的優惠，那台灣就有可能出現類似布魯金斯研究所或者傳統基金會這樣的機構，他們的財務是完全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因此這些智庫既可以堅守自己的價值，又可以選擇和價值相近的政黨交往，接委託案。當然這些智庫也可以培養更多政策研究的人才，未來的執政黨自然也可以在這裡找到合適又優秀，對政策充滿敏感度的政務官人選。

        這些問題不見得全部都跟統獨或者藍綠有關，煙商的政治獻金可能藍綠都有，台聯的支持者也不是人人都在台灣經營毛巾產業，把遺產捐出來蓋智庫的人也可能有藍有綠。在政治一直遇到僵局的此刻，政府和立委諸公們不妨考慮把眼光放遠一點，想想十年後的台灣會朝著甚麼樣的方向前進，需要立甚麼樣的法規在前面等著。與其每天在「國是論壇」準備各種道具來相互埋怨，不如想想自己可以在自己的任期裡對這個職務作些什麼貢獻。